中国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充分展示出自身活力。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市场机遇逐步显现，一大批港商就将投资目光投向了这里。香港信业纺织有限公司、意得投资有限公司创办人、董事局主席高佩璇就是其中之一。从汕头到沈阳，高佩璇几十年间不断开拓创业，推动了香港和内地的交流发展。本期节目带您走进高佩璇，听她讲述与改革开放同行的风雨历程。
香港意得集团董事局主席高佩璇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董宁/摄影）
中国网： 欢迎高总做客《中国访谈》。20世纪80年代您从香港来到内地投资建厂，从事服装来料加工业务。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内地发展呢？
高佩璇：因为当时国家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所以在香港很多人都会希望回来做一些事情，（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还有就是我是汕头人，所以我就选择了汕头，作为我的（投资建厂的）第一站。
中国网：其实汕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当时创业的环境怎么样呢？
高佩璇：太艰苦了。当时应该说马路不平、灯不明、电话不通，这都是正常的。每天早上出去你可以打扮得很靓丽，但是晚上回来肯定是头发蓬松。
中国网：那个时期的工人，他们的一些观念是什么样的呢？
高佩璇：那个时候从工人来讲，他不太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且原来采用的都是比较原始的方法。后来因为生产量的增加，需要更换设备和实现电动化，所以需要一些时间去让工人理解和学习。其实那个时候的工人都是很想做好每一件事情，做好每一个产品。不过因为当时市场还是比较闭塞的，所以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质量并不是国际要求。
中国网：那以服装产业为例，当时中国内地制造业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那和香港相比，甚至和国外相比有怎样的差距？
高佩璇：当时内地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家庭式的操作，缝纫机它不是电动的，是脚踩的。
中国网：人工的？
高佩璇：对，剪衣服是用手工来剪的。香港当时已经是实现工业化了。当时在亚洲来讲，香港也是属于比较超前的。香港已经全部都用电动的缝纫机，采用电动的特种工具，还有电动的裁床。那么从这种生产的差距来讲，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手工化。
中国网：那改革开放初期，其实以您为代表的港商陆续来内地投资建厂，也遇到很多这样落后的困难，那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高佩璇：其实我们只有依靠耐心，摸着石头过河，然后尽量把外面的技术、管理和理念带进来，让工人和工厂的管理人员适应。只能是这样。
中国网：改革开放初期，港资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先行者。改革开放对港商的成长以及港商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呢？
高佩璇：其实说句真心话，港商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时代当中，既是助力者，又是受益者。很多港商在这个时候的初衷，其实都是为了国家，过来做事情。由于我们国内的市场比较大，我们国内的人力资源比较多，所以港商的机遇是很大的。只要想好的，并能够做到的，他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机遇就摆在面前，我们那个时候说是“遍地黄金”。
中国网：那在您的印象当中，改革开放初期港商来内地投资，除了服装产业，还有其它业务吗？
高佩璇：比如说在塑料行业、靴业、帽业，等等。很多的产业，只要是需要手工的、需要人力的，基本上都往内地移。
中国网：那个时期来内地投资建厂，给当地带来了哪些理念和技术的转变呢？
高佩璇：技术肯定是从原始到机械化，每一个行业进来都是机械化了的。从理念上来讲，以前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做一件产品比较随意，不需要要求很高，但是国际上来讲，这不可能。每一个产品都得经过严格的检验，它才能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个理念的转变。
其实我们有时候，当我们的技术工人跟他们讨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都要亲自到场。我要用很多的方法让他们接受国际的要求。比如说一个裁床，我曾经在北京市的一个工厂，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已经都没办法确定下来怎么做得最好。我们的意见工人不是很接受，因为他觉得我这样子做就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真的不行，所以我只有自己飞过来，然后我就在裁床上，跟他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讨论、争议。由于我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他们相对来说会听得见我的意见，最后能够解决问题。他们决定还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
中国网：那其实像这样的困难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内地投资建厂的时候会有很多。
高佩璇：比比皆是。所以我原来在内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天上到处飞。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地方有问题都得去解决。
中国网：您觉得这个观念的转变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高佩璇：也得有10年。
中国网：10年左右。
高佩璇：10年后就很顺利了。对服装界来讲，10年后它已经可以完全按照国际上的要求（生产），我们要求的东西他基本上都能做到，甚至他们都能想到更好的办法。
中国网：其实观念在转变，所以一步一步地在这个行业里面不断的创新。您在开拓创业的同时还服务社团、投资建厂的热心公益等等，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您怎么看以您为代表的这些港商身上的家国情怀呢？
高佩璇：其实香港人，说真心话，大部分是由内地过去的，可能小时候在内地生活，所以大家心目中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大家心中怀着的都是家国情怀，非常浓厚。尤其是香港人的传统文化也比较浓厚，比如说香港人比较喜欢有问题大家都出来帮忙解决，好像是有一个责任感。我在香港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社会层面出现问题，香港人都会站出来帮忙。只要是有能力的人，都会想出来替社会解决问题。尤其是当内地，比如说有什么灾情，尤其是像汶川地震，香港人是不需要发动的，而是自发性地在马路上（募捐），到处都有人捐款。所以我觉得香港在这方面都是传统文化的意识比较浓厚，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血浓于水，还有民族大义的问题，很浓厚。所以这种事情在香港比比皆是。
中国网：其实那个时期港商的一种爱国情怀，包括为内地所做的一些贡献也是比比皆是。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令您敬仰的人做出一些善人义举也好，为国家付出的一些事情也好，有没有？
高佩璇：因为我是潮州人，我们潮州人当中有一位老先生，他叫庄世平。庄世平老先生，他早在咱们国家最早的解放事业当中，就已经积极地在参与很多事情。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在香港就到处找我们这些年轻人，说你们到内地去发展，如果你们遇到困难，我都尽量来帮忙。所以像这种事情对我们的教育也很深，就是一种家国情怀，传承给我们年轻一代。让我们大家都尽一份力，给国家添砖加瓦。
香港意得集团董事局主席高佩璇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董宁/摄影）
中国网：在改革开放初期，港商是内地吸收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给国家带来了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解决了大批富余劳动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1993年，高佩璇在辽宁省沈阳市投资兴建五爱市场服装城，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建成最早、规模最大、区域影响力和辐射面最广的超大型服装批发和零售商场之一。
中国网： 1993年您在沈阳投资兴建了沈阳五爱市场服装城，那个时候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高佩璇：原来有一个老市场，它是露天的，露天它是（要经受）严寒酷暑。
中国网：就是不管是什么天气，都是在露天的状态下。
高佩璇：都在露天状态下。当时那些经营者告诉我，只要在这个地方经营上三年的人，下半身都是有毛病的。
中国网：其实就是受天气的影响。
高佩璇：因为天气很冷，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很长，沈阳冬天时间很长。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如果在露天站上10分钟等车，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得在那里跳，才能抵得住严寒。他们是一天好几个小时，都要站在露天的地方来经营，所以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也挺艰难，下岗工人是一个大的问题。当时很多国有企业不得已需要倒闭，所以很多（经营者）都是原来从大企业当中下岗下来的。整个社会是挺困难的。
中国网：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沈阳作为投资建厂呢？因为沈阳那个地方相对汕头来说还是相对落后的，比它更落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高佩璇：因为我去了之后，我觉得当时他们确实很需要。你看到这么多的下岗工人，他需要有一条出路，他需要生活。而且我看到这个市场原来的经营者，确实在露天当中经营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想尽一份力。如果能给他们一个服装城，他们能够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经营，对他们来讲，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经营时间，也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保暖的条件。我们的市场是冬暖夏凉，因为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这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其实当时就这么一个心。
中国网：那当时除了环境恶劣之外，他们的收入怎么样？
高佩璇：他们当时是有一定的收入，但是当然和我们后来改善条件之后是没法比的。当年他们是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是也挺艰难。比如说我看到他们冬天的时候除了穿棉鞋、棉袄、棉裤以外，他还得拿一个大的棉布把腿包起来，才能够在那里熬几个小时，大概他们是从早上4点熬到早上9点、10点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经营模式是非常原始的。
中国网：也是非常单一的。
高佩璇：对，而且他们也没有经营的意识。他们只想到，我今天能够让这个人买我的衣服，我就能吃饭。所以有时候，你过去问他买衣服的时候，如果问了价格你不买，他会不高兴的。但是后来我们到服装城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从一进厅就开始引导他们文明经营。还有我们要教给他很多经营的方法和模式，我们也要带给他很多结构性的改造。就是我们要从全国找来服装厂家给他们增加产品的数量，也要给他们找服装的品牌，提高他们经营的质量。这样子他们面对的市场也就慢慢地在扩大，比如说原来可能只是买几块钱（衣服）的人过来这个市场买衣服，现在可以买到1000块钱，甚至再多。
中国网：当初没有进场之前，有没有和这些个体户沟通过？他们愿意新建这样的一个厂子吗？
高佩璇：有，我有跟他们很密切地沟通。他们很愿意进厅，就是他们很愿意有这样的场地，但是他们很害怕。他们害怕进去了之后成本会高，然后他的生意不好做。所以我也得跟他们通过沟通，来解决他们的思想顾虑。当时我给他们的承诺是，我不赚你们的钱，你们只要进厅，你们肯定能赚钱，因为我会带你们做更多的生意。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不一定能够看得见的。而且我得做很多事情，让他们对我有信心、有信任，最后变成信赖。
中国网：其实当时建设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在经营上和经济上会有哪些风险？
高佩璇：风险很大，因为之前是没有模式的。在中国我们这个市场，应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我用国际的管理水平，我用我经商20多年的社会基础和经验，来带领他们转变他们的经商理念和方法。风险就是如果我没有把市场搞好，这么大的一个楼，怎么维持它每天的费用，是这个问题。
香港意得集团董事局主席高佩璇谈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发展。（董宁/摄影）
中国网：改革开放40年，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呈现出“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缴纳50%以上的税收，创造60%以上的GDP，贡献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80%以上的就业岗位，拥有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不断释放民营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了民企信心。
中国网：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您认为香港又遇到了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高佩璇：新的发展机遇应该说现在是改革开放40年的总结之后的一个再开放，对香港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尤其是大湾区，现在香港、澳门和广东的9个城市，连起来叫“9+2”，成为一个大湾区，这个大湾区应该说也是中央给香港创造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和机遇。因为香港有很多问题，它自身很难解决，比如说它的住房问题，它的教育数量问题，它的医疗问题，它的安老问题，它的学生就业问题，它的高科技落地问题，都需要有空间。但是现在香港有很多限制，它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它可以通过大湾区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了，香港对大湾区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香港的管理、金融和服务业，它都是国际顶尖的，所以它把这些东西带到大湾区，又能给大湾区的9个城市带来新的机遇。所以这个大湾区的政策对香港来讲，是非常好的。大家都非常盼望，希望尽快可以落实。
中国网：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那您认为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内涵都包括哪些呢？
高佩璇：我想企业家的内涵，首先是应该“重合同守信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第二个就应该“求真、求实、求正”。因为作为企业家，他所做出来的产品，它必须是真的，不能造假。求实，就是说我们要脚踏实地，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落实到位。求正，那就是说我们要有爱国之心、报效祖国之心。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他才能够称之为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家。
中国网：那您怎么看待中国民营经济这40年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的？
高佩璇：我觉得民营经济确实是太重要了。在这40年当中，“五六七八九”理论，这些数据大家都知道。所以民营经济在未来它还是应该要承担这样的角色，而且应该更好地去发展、更深层次地去发展，坚持最新的创新理念，要敢于尝试。因为企业企业比较容易做决策，比较容易去实施，所以它应该敢于创新、敢于尝试，走在现代科技的尖端，去把科技落实成为生活所需、社会所需、国家所需，从这些角度去发展。
中国网：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正在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您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高佩璇：民营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他还是仍然要扮演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角色。
中国网：很确切、很形象。
高佩璇：对，因为你敢于尝试，你就能“吃螃蟹”。大胆地往前走。而且要相信国家，国家的政策其实在这40年当中已经告诉我们，方向性非常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相信国家，未来还会继续给民营经济一个广阔空间，给予大力的支持，政策会一如既往、越来越好。
中国网：那未来应该如何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呢？
高佩璇：（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投资环境它包含了很多软环境。社会除了政策以外，它还有一些社会结构的软环境。其实以我本人来讲，我认为作为民营企业，我不是要国家给我什么优惠，而是给我放开手脚的空间，这就是民营企业发展最需要的一个条件。
中国网：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这40年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想法，或者您有怎样的思考？那对于未来，您又有怎样的规划呢？
高佩璇：当然了，其实我们作为企业家来讲，我们任何时候都是根据国家所需，（发挥）我们所长。我们都会根据国家大的政策方向来用我们企业家的方式实践国家的政策和目标，这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其实企业家他的灵活性很高，只要社会有需求，企业家就有角色。
中国网：好，谢谢高总今天做客《中国访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高佩璇：谢谢。